在1959年，不顧省議員反對的情況下，民政廳仍送出廢除區長選舉的修法草案，自此區長一級不再選舉，但同一層級的鄉鎮長、鄉鎮代表仍以選舉產生。

過去素人要參加地方選舉，不論是印傳單、發面紙、插旗幟、掛看板、買電視廣告，最重要的功能只有一個，就是「讓自己被大眾認識」。而社群媒體不但能有效降低宣傳成本，也可以讓候選人的從政理念更細緻地橫向分享給受眾，比起短效的宣傳品，社群內容上架後還會發揮長尾效應，可能在適當的時候再度被分享、回應。

社群經營已經不是年輕的地方議員所專擅，而是幾乎所有從政者的「標配」，只是相較於地面戰，在各個世代、各個選區可能各有不同的比重。

除了傳達民代本身的立場外，更可以讓選民產生「有在做事」的印象。

有政治敏銳度，又具備經營圖文製作、影片剪輯等社群能力的人才，就成了從中央到地方每個政治團隊內的必備要角。

40歲以下的議員候選人當中，能拿到高票數者，無論是整體社群或是個人粉專，都具備一定的社群能量，而40歲以上的議員，則可能會有得票很高，但幾乎沒有網路聲量，甚至根本沒有粉專的情況。

台中市的年輕議員候選人缺乏主流媒體的曝光，以致在整體社群聲量不高的情況下，各候選人只能盡力炒高粉絲頁的熱度。他們的最終得票數與粉專聲量的高度正相關，除了顯示候選人本身的聚眾能力之外，或許在某種程度上，相對於台北市的年輕候選人，更容易推估最後能夠拿到多少選票。

近年來Line OA不再是大型選戰中才會出現的工具，已經有議員或里長開始使用Line OA來做日常的選民服務了。

比起過去群發e-mail，現在人們更在意所謂的「開信率」，如Line OA這樣的工具，需要重視的反而是每一條訊息在發出的6小時內點擊、分享、回應等的互動率，不管選區大小，這個比率最少要在20%以上。

工具只會越來越多，新世代的政治工作將更加科學化

「空氣票」是非傳統組織能夠掌握、好像散在空氣中的票（見第一章）；相對的，在地方政治的運作中，由農村經濟活動、農產運銷以及農會系統所交織出的綿密網絡，就是一種抓住「組織票」的基礎。

有些選舉如果沒返鄉投票還情有可原，但每逢農會選舉可說是「一票都不能少」。

販售農產品的過程，從產品的集貨、分級、選別、包裝、運輸、加工、儲藏、批發、零售、促銷、市場資訊收發，就是所謂的「農產運銷」。

資訊封閉、看天吃飯、即時賣出的壓力，使得農民的日常運作幾乎完全掌握在盤商手上。

當農民準備新一期種植的開始，往往需要前期資金投入，例如購買資材、種子、種苗、肥料等等，很多時候這一筆資金經常是由盤商先行代墊，等到農產品收成、出售之後，再從營收當中扣除償還。

相較於資訊封閉、在產銷體系中處於被動的農民，盤商則是在南來北往的過程中，一面向農民收集農產品，一面將農產品銷售至全台各地。

在人情的壓力與經濟因素的考量下，這些長期積累而成的關係會成為某一股政治勢力的「基本盤」，或者是「組織票」。

從1946年至1968年的這段期間，台灣的農業政策著眼於土地改革、改善生產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1969年之後則把重心轉移到改善農產品運銷制度，目前在各縣市皆可見的大型果菜批發市場，即是在1970年代開始規畫並陸續興建。到了1974年，行政院開始籌設全台性的農產運銷公司，即現今「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股東則由省市政府、農民團體和運銷業者共同組成。

現代農產運銷的興起

產地到市場的那張網

組織票與它們的產地：農村中的錢與權

空氣票在哪？社群媒體為地方政治帶來的質變

蔬果拍賣制度。拍賣制度的好處在於公開、公平、公正，讓每天從全台各地運往台北的上萬件蔬果，能迅速完成交易，同時讓農民在交易完成後可以立刻清算並收到貨款。由於北農交易量為全台最大，每日的拍賣價格成為全台各地蔬果交易的指標。

共同運銷制度是把一個地區內的小農集結起來，經由農民團體協助，例如農會或是合作社，將這些小農的產品集中到地區型的集貨場，再統一送至交易平台（如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農）銷售。

北農的人事受到農委會、北市府與農會系統三方的影響。

過去的政治學研究多使用恩庇—侍從主義的概念，來描述國民黨和地方派系、民間組織之間的關係，即透過經濟特權的授與，換取民間社團意見領袖的支持，來鞏固其統治正當性。

起源於日治時期的農會，在殖民時代並不是農民的自主團體，而是統治者推動農業政策的助手。到了戰後的農會也同樣接受政府交辦與委辦的業務，如公糧收購、農業貸款、農業推廣教育等。

一般的公職人員是由區域有選舉權的選民直接投票選出，農會的選舉則是間接選舉。第一階段先由農會會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會員代表，接著由會員代表選出理監事，最後再由理監事選出理事長。

農會理事長選舉時，如果理事分別來自不同派系，那麼透過買票來爭奪領導權，仍是地方上時有所聞的事。

有了權力，就有了財力

超貸的操作手法，最常見的便是「爛地高貸」，將價值極低的畸零地，甚至是已經被偷埋入廢棄物的農地，作為抵押標的，透過鬆散的估價程序，貸出不合理的超高款項，以及使用人頭帳戶借貸。10農會信用部因而淪為地方人士的私人金庫。

一般評估金融機構的經營是否穩健，有一項叫做「逾放比」的指標，指的是借款人積欠本金利息超過清償期3個月的金額占總放款的比率。

先是透過掌握農產運銷，累積財富與地方人脈組織，再進一步掌握農會運作，接著從農會信用部吸取更多資金；這些金流又再度進入地方政治的循環—用金錢掌控更多的組織，鞏固權力，讓家族中的二代、三代透過教育或出國留學等方式漂白，再讓他們回到這個系統中，擔任農會職務，或競選地方民意代表與公職。透過農村經濟行為衍生出的組織，可以投票選出農會總幹事、農田水利會總幹事，也可以轉換成鄉代表、村長、議員、立委等選舉的票倉，交疊形成地方上一股股難以撼動的勢力。

隨著時代流轉，產業型態更迭，近年來由於青年農民的投入，使得農產運銷出現了多樣的面貌，網路的興起讓農民更容易自創品牌，消費者更容易直接和農民購買，再加上現代化的通路商和農民契作，導致商業模式產生改變，農民有了多樣的銷售選擇，未必要繼續依賴共同運銷或是盤商。

台北市議員選舉的第七選區屬於「平地」原住民，第八選區屬於「山地」原住民，而這兩個選區的地理範圍，都是「整個台北市」。也就是說，原住民市議員選舉，無論平地或山地，他們的選區都與市長候選人相同，包含台北市的十二個行政區。

只有具原住民身分的台北市選民，才可以投給原住民選區的議員候選人；而且，原住民選民也「只能」投給原民選區的議員候選人，他們無權投票給依行政區劃分的區域議員。

必須是平地原住民選民才可以投給平地原住民（第七選區）的議員候選人；必須是山地原住民選民才可以投票給山地原住民（第八選區）的議員候選人。

就是按照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域劃分，看這個族人的父母、祖父母，或是再往上溯及的直系長輩，是住在屬於平地還是山地行政區。

。由於無法以「得票多寡」及「里別或次分區範圍」進行交叉比對，來找出「偏藍」和「偏綠」的區塊，當然就難以安排候選人進行拜票和掃街等所謂陸戰行程。

選區特性、選民分布與一般選區完全不同

台北市的平地原住民選民卻沒有特別顯著的聚居區域

要像都會型地方選舉那樣站路口、掃市場，不要說很難評估有無效益，連是否會碰到選民都無法確定。

候選人所提出的每一項政見，在最好的狀況下，都應該對應到一群目標選民。

建立臉書粉絲專頁、Instagram、LINE官方帳號，這是近年來的選舉，無論層級、不分黨派，所有候選人的參選起手式。

即便是政策內容、文宣設計已經底定了，最後仍然會面臨到「如何將資訊遞送至選民眼前」的問題。

在政治公關業界所謂的大數據與演算法能夠更精準地針對選民投放這件事，對原住民選區來說並不存在。

對挑戰者陣營來說，手上沒有名單、沒有地址、沒有電話可以打，是這場選舉最為困頓的障礙。

目前設籍於都會區的族人已占全體原住民人口一半以上

選舉過程中，無論是政治語言的運用或政策針對的目標群眾，很可能因為「感覺」或「想像」都市原住民的特徵與需求，忽略都市原住民的真實處境已與在原鄉部落的處境並不一致，反而強化了既定「原住民該是如何樣貌」，無法看到在現代社會中，原住民族不同的面目與適應方式。

期許與建議

一、以時間換取空間，前置作業須充分

二、全面且深入地理解選區選民

三、傳統與現代兼施

地方的黑霧：從彰化基層政治談起

鄉鎮市選舉的未來：從省轄市及直轄市消失的「區」自治談起

地方自治的關鍵問題是：我國政府究竟是由下自上組成，還是由上自下組成？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很顯然是由上自下的。各層級的地方政府，皆是按照中央法令所規定、由中央政府的授權下所組成。追根究柢來說，地方自治的失敗當然應該要由負責制定中央法令的人負最後責任，而非依照法令執行地方自治的人，因為他們本身並沒有權力去更改自身權力義務的框架。如果這些人在這個框架下為惡，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個人問題，一種是框架的問題。前者不應該怪罪於框架，後者的責任應該要回到制定這個框架的人，而不應該以此作為地方自治層級應該廢除的藉口。

身處框架之下的，無論是地方政治的參與者或是一般民眾，也只能被動地接受而已。實際上，無論是威權時代或是民主時代，認為鄉鎮市缺乏自治條件、應該廢除選舉的說法也頗為類似。嚴格來說，這應該代表握有中央權力的人試圖限制擁有地方權力的人。

普遍而言，台灣農村的地主們在戰後的土地改革過程中失去了大片土地，如果沒有成功轉入工商界，其經濟實力就會大幅衰退。許多戰前呼風喚雨的地主仕紳階級，就這樣在威權的高壓以及經濟重分配的情況下，影響力大不如前，地位被國民黨指定的地方頭人所取代。

彰化縣為什麼是一個「搖擺縣」？彰化在過往的歷史當中，算是經濟條件還不錯的地方，因此累積了不少文化資本，有一定程度的公共領域。然而戰後地方仕紳的勢力衰退，國民黨掌控了基層的社群組織，壟斷了日常生活的相關服務。所以，即使在國家層級的選戰，民進黨可以占有優勢，可是到了攸關民生、選民服務的地方層級，彰化縣民便改採「務實」的投票模式，導致國民黨輾壓民進黨了。

中間階層與勞農大眾的合作缺一不可，若只是單純「移植」都市的觀念進入農村，那麼注定曲高和寡，無法成事。例如返鄉青年認為地方沒有書店，沒有文化空間，但只開書店是不可行的，必須還要兼做各種雜事、融入社群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地方「服務產業」的一部分，書店這個空間才有可能被支撐起來。

：其一，保守而穩固的地方政治結構，奠基於戰後的政治經濟結構，威權體制抑制了原本的菁英階層，農工部門分配的不平等，加速了農村中堅人口的流失，青壯年外移，甚至在90年代以前，農村普遍認為只有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會回到農村來。 在這種狀況下，地方菁英原本掌握的社會及文化資本大量流失，話語權被國民黨及其侍從體系所壟斷。若非中間階層介入，提供一套新的「服務典範」，不然永遠不可能取代既有的地方勢力，任何理念都是空談。

要在地方上做任何事情，就不可能不去妥協，如果選擇碰撞，最終地方勢力還是會反撲。

其二，在目前的地方政治制度中，直轄市與一般省級縣市有很大的落差，可以說是「過猶不及」。例如直轄市沒有鄉鎮市首長與代表的選舉，一切交由市長決定，權力過於集中；但省級縣市的行政組織又過於層疊細密，細到一、兩千人就可以決定一名首長或民代的選情

期待更多住在都市的中間階級們，可以持續關注地方新聞，設法介入並改善地方的服務，讓地方與城市有更多的交流空間，這才是長遠可行的道路。

我們會比較熟悉中央政治，並非因為中央政治貼近生活日常，而是因為中央政治往往成為主流媒體關注與探討的焦點。本來，由縣市長、縣市議員、局處首長、里長彼此間關係所構成的地方政治，要更貼近日常生活會遭遇到的路平燈亮水溝通等種種問題，然而絕大多數人對地方政治卻是非常陌生。

冷漠之所在，就成為壟斷之所在。當地方政治遭到不合比例的冷落與漠視，就很容易導致地方政治為特定人士所把持。

縣市議員的選區較小，候選人親身出現在選民面前，提供了雙方直接打交道的管道；相對於此，縣市長的選區較大，候選人再怎麼現身也不夠，只能依賴主流媒體或社群媒體再現。

期待選民知道出了問題該找哪個部門、該走什麼程序、該問哪個承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我們將服務定義為「解決選民的問題」，那它可以分成幾種型態：業務諮詢的服務、裁量輔助的服務、手腳延伸的服務。

業務諮詢的服務，往往奠基在資訊不對稱的前提上。只要能掌握選民欠缺的資訊（儘管這些資訊未必難以取得），選民就有誘因與壓力來尋求協助。

許多候選人特別標榜學經歷，尤其是突顯自己擔任過公職或公職助理，就是要向選民強調自己的分量，強調自己可以提供裁量輔助的服務。

我們的社會，對於政府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我們的政府，能夠支配的資源與權限卻非常有限。

服務案件處理成功所節省下來的勞力、時間、費用屬於利益；即使服務案件處理失敗，在處理過程中得到的陪伴、尊重、安慰，也屬於利益。對候選人來說，這個利益就是支持。這個支持是一種對於未來的期待，期待在選舉的時候可以兌現成有效的選票。

好的候選人：勤快、有範、親和力

勤既可以指跑行程跑得很勤勞，也可以指處理事情手腳很勤快。

民眾不時掛在嘴邊的親和力，並不是一種客觀的指標，而是一種「我覺得你應該怎麼對待我」的要求

「範」可以對應到民眾對於政治工作者的期待與想像，尤其是政治工作者的權威。

缺乏或隱藏意識形態的候選人固然安全，然而一旦候選人為迎合選民而去意識形態化，無異規避了政黨政治與責任政治的課責。

要先有共同體的意識，才會有自己的共同體自己救的行動。

在建構論述的時候，把議題操作設想成一個運動過程，而非設想成一個非此即彼的對決，或許更有助於讓選民接受。

六輕捨棄過去僅與政治人物交好的模式，改為透過工程發包將地方頭人與一般居民共同吸納進來六輕這個龐大的經濟體系，讓居民必須長期倚靠六輕的工程才能維生。

六輕透過經濟利益的分享、工作機會的給予、地方建設的回饋，強力滲透進麥寮的地方社會，讓地方政府、政客與居民均非常依賴六輕。

立委、縣長等級別較高的選舉，主要是透過合法捐助政治獻金的方式拉攏候選人。

鄉長、村長、鄉民代表、縣議員等地方選舉，則是用工程發包作為利益交換的手段。

相對於財力雄厚、深入公共事務運作且具有綿密人際網絡的大企業，外來的環保團體往往受限於資源的匱乏，無法長期駐點並積極動員，因此在居民的印象中漸趨模糊，「平常不見人影，只有六輕出事才現身」。

農會在澎湖的地方勢力不如漁會，雖然曾經一度在地方政治舞台上有角色，但終究因本地農業的積弱而慢慢消逝。

任何著述都不會脫離其所處的社會歷史脈絡，也多少映射出屬於那時代的困局以及行動者的思考，在當時是如此，在當下也是相同。

釐清我們繼承了怎樣的思想遺產、它源自怎樣的歷史脈絡，不僅能讓我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智識局限，也有助於思考我們現在所身處時代的命題。

論文的副標「威權政體內的動員與控制」（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指明了其核心提問，對應到戰後台灣的脈絡中，就是國民黨作為一個外來的威權政權，如何透過動員控制手段，而能夠在陌生的社會獲得相對數量穩定的政治支持並藉此鞏固權力？3答案也就是論文的主標：「政權恩庇體制」（Regime Patronage System）

透過侍從體制的運作，國民黨得以在台灣有限開放的選舉中贏得大多數席次，並藉此證明其統治的正當性。

恩庇主（patron）對侍從者（client）提供物質利益，換取侍從者的政治支持為典型，且兩者之間往往存在社會位階及權力上的差距。

不同於統合主義以各社會階層／部門（如勞工、公務員、醫生 ）為管道，侍從主義的運作不存在（或甚至有意消解）群類團體，使公眾議題被降解成個人問題。

在國民黨有意的制轄下，台灣存在中央菁英與地方菁英兩個政治集團，前者由外省籍政治菁英組成，占據國家治理、代表、軍事等要職，而本省籍政治精英為主的後者影響力則鮮少超出縣／市的範疇。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意識到放權予本土政治菁英對其政權帶來的威脅，開始大肆進行搜捕與屠殺，餘下的本土精英也紛紛退出政壇，等到接下來1950～51年的選舉，就由另一批過去沒有政治經驗的新人替補了空缺的位置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意識到放權予本土政治菁英對其政權帶來的威脅，開始大肆進行搜捕與屠殺，餘下的本土精英也紛紛退出政壇，等到接下來1950～51年的選舉，就由另一批過去沒有政治經驗的新人替補了空缺的位置，台灣的本土政治階層延續便在此時出現了斷層。

隨著台灣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地主、仕紳等身分對民眾的號召力逐步衰弱，新一代地方政治菁英於是發展出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侍從主義動員模式，而相應的選舉侍從主義組織便在此時出現。

中央需要藉由地方來獲得民眾支持以鞏固政權，卻又懼怕地方坐大而影響政權穩固；地方既需要中央在政策及經濟上的扶持以維繫侍從主義運作，但其發展同時也被中央所限制。

國民黨政權有雙派系主義以及加快菁英更替兩項策略，前者透過保持每個選區都有兩個派系互相競爭、彼此箝制來避免單一派系坐大，後者則是盡量加速政治菁英的更迭避免人際關係固結

在威權統治下缺乏正式的甄補機制，傳統分群就成為派系吸收新血的主要管道。

以地緣、血緣、友情等傳統價值所看重的人際分群來擴大動員，便成為不可或缺的手段。

國民黨首先建置了限於地方層級的選舉、藉著二二八事件替換了一批更樂於和威權統治者合作的地方菁英，確立戰後地方政治運作的基本態勢；接著，經過鼓動與刻意放任，地方政治菁英建立起以侍從主義為動員邏輯的政治團體（即地方派系）；最後國民黨基於控制意圖，鼓勵雙派系競爭、並提高菁英的輪換率，最終導致以服膺民眾個人利益而忽視公眾利益的惡性政治動員模式盛行，並阻礙了民主的發展。

許多研究者認為侍從主義是傳統社會文化及階層在現代政治體制中的再現，或至少不會刻意否認其與傳統文化規範的關聯。但吳乃德在討論台灣地方政治動員時，卻認為侍從主義與傳統價值雖然同時存在甚至相輔相成，卻是兩種基於不同邏輯的政治動員方式。

在持續的討論與引用當中，吳文的觀點並沒有受到嚴厲挑戰，而是在論述及證據上被進一步地補強與改進。

關係背後隱藏的交換互惠才是同屬派系的主要原因。

交換才是起作用的中介變項，透過不斷的交換互惠的過程，關係才會親密和維持。

過度重視人情的機制，容易忽略地方派系如何透過權力機制獲致和影響資源取得，以及強化垂直分配恩惠的能力。

有近期研究指出許多地方在二二八前後並沒有大幅度的菁英更迭發生。8此外，國民黨有意控制、扶持地方派系的觀點同樣也有許多挑戰，不僅黨對農會等地方性金融機構的控制也不如設想中強大，9亦有研究指出，一些所謂區域聯合獨占經濟並不是國民黨特許，而是地方菁英早在國民黨來台前就已開始經營。

被吳乃德指認為侍從主義體制運作特徵的地方政治慣習，並沒有隨著威權體制的瓦解一起走入歷史，顯然吳文以降的地方政治研究對於地方政治運作的因果推論，已經不能直接適用於解釋民主化後的地方政治運作了。

解釋的不能或不足有兩種可能，要不是威權統治的後遺症難以袪除，就是這套解釋對現象的理解存在失誤。確切原因究竟是上述何者又或者兩種可能同時存在，是從未被仔細探究的問題。

樁腳不是只有把錢送到選民的手中就算完成選舉動員了。樁腳必須在平時與選民維持互動關係，選舉時善用自己的人際網絡，再加上實際去接觸選民時，進行政治訴求的遊說工作。

吳乃德把利益交換等同於侍從主義並將之與傳統價值分離的解釋並不合乎事實，兩者並不可二分，而是都被包含在台灣社會內建的人際互動的道德規範之中。

一方面國民黨雖然透過與地方菁英合作來維繫威權統治，但國民黨的權力卻很可能始終都沒辦法完全滲透，圍繞著派系而生的金權結構可能並非源自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本身。另一方面，侍從主義的政治動員模式也同樣並非國民黨引入，台灣社會文化的人際規範向政治領域滲透，才是該模式出現的原因。這兩方面其實都共同指向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這套觀點太過輕忽台灣社會本身文化及歷史對民主制度實踐的影響，唯有重新重視社會文化及歷史的影響，捨棄過度簡化的邏輯，我們才有可能認識地方政治的本真樣貌。

有權控制地方金流的農會選舉本身就是地方政治重要事件，間接選舉所導致的弊端至今仍無法得到有效解決